浙江改善发展软环境 听听浙商们的的嘉言善语

　改善发展软环境，既是一项长期艰苦的任务，又是当前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要把企业的难点变成政府工作的重点，着力破解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全力为我省经济转型升级和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这些天，记者走访省内外浙商，通过微博等多种途径倾听浙商对发展软环境的嘉言善语，倾听他们对优化发展软环境提出的种种愿景和建议。

　　多些实招，少些形式主义

　　周晓光(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尽管有《中小企业促进法》，有新旧“非公36条”，但是在对中小企业的注册登记、产权保护、税费减轻、融资需要、政府采购等方面，指导性的原则多，具体的执行方案少，画了一个月亮，够不着。国企占据上游要素，民企占据下游市场，国企不屑下去，民企游不上来，形成两个相对静止的池子，缺少了活力。经济权力过多地集中于政府及国企，中小企业在经济处于上行的时候还能有些活力，一旦经济环境恶化，中小企业就要面临生存问题。

　　章树根(浙江立马云山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我们企业是国内牛仔布出口的龙头。从我的内心讲，企业做到现在这个份上，其实对政府最大的期待不是给多少优惠政策，而是希望政府工作效率更高，办事情办得快。在加快推动发展的问题上，我觉得政府要做的是企业做不了的事情，企业自己能做的事情，只要打开“方便之门”就好了。

　　俞龙华(永康市易力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在如今这种形势下，希望政府能营造优越、适宜的社会环境，帮助企业留住人才、留住员工。留人用人方面，企业要不断完善，努力“修炼”，做好“份内”事，但光靠企业还远远不够。为什么这样说？其实道理很简单：不要说各种人才，就是一线员工，现在他们除薪资要求外，对文化、教育，乃至治安等社会软环境要求越来越高，企业对此鞭长莫及。

　　傅企平(宁波滕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我省要优化发展环境，相关部门必须从服务上下功夫，切实改变作风，从被动等待上门到主动上门服务，设身处地替企业考虑，想方设法替企业解忧。滕头村每年都要举行村、企恳谈会，企业谈发展，谈困难，村里谈服务、谈配合，对于滕头村村民在外经商办厂的，村里每年组织班子领导上门慰问，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张剑星(浙江虎山集团董事长)：眼下，企业反映比较普遍的问题是，审批立项多，程序复杂。虽说“走程序”无可厚非，但企业从各个部门一大圈跑下来，会觉得身心俱疲。同时，企业要搞一个新项目，经常会受到能耗、土地、环评等指标的束缚，感觉放不开手脚，这一定程度制约了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胡成中(中国德力西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今明两年制造业的日子肯定还不好过，而银行业的利润却很高，2009年全国两会我就提出金融领域要改革，今年全国两会我又交了一份提案，建议金融业要让利制造业，如何让利？办法很多，关键是要思想解放，打破垄断，让民营资本参与竞争。民营企业与民间金融是孪生兄弟，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只有民营的中小型银行才能解决。只有发展民营银行，通过竞争促使银行改进服务，拉低贷款利率，才能解决中小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优化软环境，省外有榜样

　　缪明伟(吉林浙江商会会长)：凭心而论，这几年，浙江的投资环境与过去相比，已经大有好转。虽然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我们已经能够深刻体会到省委、省政府对于浙商的重视和关心。但是，吸引浙商回归仅优化环境还不够，还要有利和名。金融创新创业是浙商回归的主线，省里应抓住这一点带动全面，把浙江建成全国性的金融和资本的航母。但这同时，也应注重实体经济活力的恢复。金融与实业的相互结合，才是浙江经济新活力的源泉。

　　还想说的一点是，抓经济建设不能一哄而上，例如，现在全省皆总部经济就有些大跃进和形而上学的味道，这样反而容易弄巧成拙。

　　胡加强(纺中纺(苏州)织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我们在苏州经商多年，对于当地的环境比较了解。以苏州昆山为例，这些年他们之所以能吸引大量的外资，与当地政府营造的投资环境是分不开的。在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亲商、安商、富商”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服务理念，他们创造并形成了“三道服务体系”，即投资审批时的一条龙服务、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全方位服务、企业开工投产后的经常性服务。他们还确立了“让所有投资者感到在开发区一切都方便，使开发区成为最低生产、交易成本的区域”的服务宗旨。还有个很重要的是，在苏州办事，基本都可以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但是，在我们老家温州，却更讲究人情和关系。

　　郭广昌(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我们说稳中求进，在“进”这个事情上，我们一定要继续深化改革。推进产业的发展，我们可以牺牲一些发展速度，但要牺牲到多少？这里面怎么平衡的问题，的确大家越来越形成一些共识。比如民营经济的发展上，如何让金融资源更多向民营经济倾斜上，越来越形成一个共识。比如据说现在非常认真在推动我们十八条也好或36条也好，在细则的落实上。近几年国务院36条的出台，应该说写得非常好，但关键一直没有细则。这也是我十几年参加“两会”一直在呼吁的，如何能落到实处。

　　出台政策，需要全盘考虑

　　王米成(杭州鸿雁电器有限公司总裁)：政府对LED照明产业的政策鼓励以及行业前景的利好让众多企业蜂拥而入，在少数地方，LED产业甚至是“家家冒烟，村村点火”。但这其中，很多企业并没有扎根在这个产业，进行长远发展的打算，不少企业都是只想借着东风“捞一笔”。因此政府在制定各项扶持措施(如补贴、采购、信贷等)时，是不是可以进行区分，将资源向那些发展战略清晰、责任心强的企业倾斜，只有这类企业发展壮大了，才能真正带动整个行业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而资源流向“投机型”企业只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赵林中(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现今社会心理比较浮躁，迷信“新兴产业”、“高新技术”，然而不少所谓的“新兴”、“高新”，结果却让人“高兴”不起来。况且，许多传统优势产业是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是保障就业的民生产业。希望政府要“两手抓”，在鼓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同样重视传统优势产业的提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是说转就能转，要给予时间和空间，要政策引导和支持。

　　陈宜文(台州谊聚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我们公司从内销转向外贸，生产的水泵从传统的家用深井泵转向技术含量更高的风光互补型太阳能水泵等新产品。这几年公司年销售额每年以40%-50%的速度增长，但是制约我们扩大生产的最大因素就是土地。去年大溪镇最贵的一块工业用地拍出一亩345万元的高价。对于利润不高的制造业，这个价格会让实体企业对继续投入只能保持观望。建议政府今后更多地考虑产业准入机制，而不是对工业用地进行简单地招、拍、挂，不是企业钱多就能拿到土地。

　　孙亚青(杭州王星记扇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星记扇业是一家传统手工制扇企业，是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企业一方面要坚守传统手工艺生产流程，开展传统工艺展示活动；另一方面也要谋求经济效益，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这几年，为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企业自筹资金创办了王星记扇子博物馆，实行对外免费开放扇艺体验游，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但是，企业发展的困难也很多，最突出的是，扇艺价值与市场价值还未能获得平衡，企业产销难以做大，导致经济效益不高，非遗保护的负担过重。希望省政府大力扶持非遗文化企业，营造浓厚的非遗传承氛围，在经济上扶一把，按非遗文化企业上缴税额多少给予奖励优惠；并认真落实国家优惠扶持政策，重点督查落实到位，切实减轻非遗生产性保护企业的负担，创造非遗文化企业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环境。

　　高天乐(天正集团董事长)：我觉得目前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受政府的影响还是比较大。比如在投资方向上，会有一些特定的引导，会催促企业抓紧投资；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方向指引，而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企业都适合这一方向的发展。在目前宏观形势不太好的情况下，我觉得政府还是应该给企业更多自主权，同时减轻税费负担，让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李立新(利时集团董事长)：中小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尤其是去年以来，“用钱荒”、“用工荒”、“用电荒”等种种不利因素缠绕中小微企业，不少地方的中小企业因此“老板跑路”、“企业倒闭”，引起社会恐慌，其中“用钱荒”尤为突出，主要表现在融资难、融资贵、融资乱三个方面。所以，我大声呼吁，要通过放开金融市场、降低准入门槛、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方式，实现金融创新，以此来改善中小企业步履维艰的生存现状。

　　王建沂(富通集团董事长)：我觉得围绕浙商新一轮的创业创新以及营造浙商创业创新的良好氛围，不仅是企业本身，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合力，群策群力，持续优化发展环境，来助推浙江产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应该从提升浙江省整体竞争力、保持未来10到20年浙江竞争优势、并继续走在全国前列的高度出发。有意识地对低小散、高能耗以及低层次、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技术实行梯度转移，引进高精尖的产业和项目，包括鼓励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回归浙江发展，倡导人才、项目和资本等的回归。

　　信用融资退税，一样也不能少

　　黄洪波(永康西城派乐达五金工具公司负责人)：从事五金产业配件好多年了，到现在还是小公司。影响做大的瓶颈很多，其中信用环境不好是长不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做配件的企业，一方面原材料需求量小，进货时不能赊欠，但做成成品配件后送给上游大公司，又是因为企业小，只能看他们脸色，欠账多、债务纠纷严重，利润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另一方面向银行贷款，现在每贷款1千万就要搭上300万-500万的承兑汇票，贴现成本很高，利润空间更小了。现在身边许多朋友都不愿再经营下去了，我们也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希望政府能够帮助改善信用环境。

　　俞光(雅鼎卫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今年一季度雅鼎实现销售收入5500万元，同比增长63%。但是，一些不利于企业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比如在增值税的计算上，企业发放的员工工资仍被算作企业利润，需要缴纳增值税，这一点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压力尤其大。我认为，员工工资计入成本比较合理。企业为员工缴纳养老金的机制也有待改善。现在的情况是，员工自己缴纳80元养老金，企业为员工缴纳240元，但员工离职返乡时只能带走自己缴纳的那一部分，企业为其缴纳的既不能带走，也不能提现，这是企业和员工都不愿看到的。

　　程利岳(浙江众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贷款难，我们农业企业贷款真不容易。我的杨梅基地现在需要500万元贷款，就是申请不到。今年，我在余姚与当地果农对接，建设1000亩浙江众鑫杨梅产业化基地，保鲜杨梅的加工能力有望达到5万箱。我们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杨梅保鲜技术，可以使杨梅的保鲜期延长好几个月，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丰收杨梅卖不出价钱”的情况，深受果农欢迎。但是，我们这个小企业要做大急缺资金。现在，第一个冷库已经建好，还有两个冷库、一个水果精选机因为差钱没法开建。小额贷款公司说，没有政府立项，没法给我们贷款。但政府立项因为某些原因还批不下来。

　　姜益民(浙江新大集团董事长)：今年外贸形势严峻，希望政府在鼓励进口的同时，要继续重视出口。具体问题上，希望出口退税率不要轻易下调，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退税，一定不能下调了。像纺织服装出口，现在出口一美元，大约有0.8元人民币的退税，如果出口退税率下降1个点，就意味着利润要去掉三个点，按照现在这个行业的平均利润水平，基本上就把利润吃的差不多了。

　　朱新康(大港纺织集团董事长)：在我们农村，农民和农业企业很难贷到款。由于农业具有周期长、规模小、回报低等特征，易受气候等自然环境的影响，生产效益难以预测；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农户经营分散，农村金融管理成本较高；农业贷款规模较小，贷款效益较低，金融机构普遍缺乏在农村投放信贷的动力。希望政府高度重视农业企业贷款难问题，出台切实有效的解决措施。

　　邱继宝(飞跃集团董事长)：在通货膨胀导致中小企业经营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企业还要靠大幅增加工资性支出来缓解“招工难”、“留人难”的困局。民营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由于固定资产少、技术水平低，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占企业支出比重较大，其消化生产经营成本升高的能力非常脆弱。

　　李如成(雅戈尔集团董事长)：在原料价格上涨、供给收紧、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服装行业遭遇空前困难，日渐加重的税费负担更让众多中小企业感到压力巨大、生存艰难。尤其加工型服装企业，年缴纳税金总额通常高于其税后利润，有的甚至高于税后利润2到3倍。建议改变目前服装企业税费计算方式，将工资、保险等费用纳入“增值税”税前列支。